事故出機構。重特大安全事故催生了安全生産監督管理機構，很多人對此非常認同。本世紀初的第一個十年和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我國重特大安全事故多發、頻發的一個時期，最多的一年發生死亡10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安全事故5、6起，引發了全社會對安全生産工作的高度不滿。之後，黨和國家采取了很多措施，獨立設置安全生産監督管理部門，通過十多年的治理，把重特大安全事故數量和頻率降下來了，成績有目共睹。
　　但是，獨立設置近20年的安全監管部門在工作中也有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内卷化”現象。
　　現代英語有一組以“-volution”為後綴以表現運動的詞，其中有4個被用來描述社會變遷，即：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進化）、devolution（退化）和involution（内卷）。革命是一種非正常的突變、進化是一種連續漸進的過程、退化是一種堕落惡化的過程，而内卷則是一種内部細緻、固守、停滞的變化過程。對“内卷化”有很多研究，各有側重，包括農業内卷化、政權内卷化等等。“内卷化”一般理解為：一個系統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于向外擴張狀态受到制約，進而轉向通過内部複雜化、精細化來維持原有運作機制。系統既沒有突變式的發展，也沒有漸進式的增長，逐漸喪失活力，這是一種缺乏創新、擴張與再生原動力和執行機制、沒有實質增長的狀态。
　　安全監管工作的“内卷化”就是指安全工作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各級政府都建立了相應的機構和隊伍，但是由于新的外部資源非常有限，在規模上已無擴大的可能。安全監管主要通過内部複雜化、精細化手段逐漸固化過去的機制。但是，随着時代的進步，過往的機制呈現出不适應性，而内部卻沒有當初創新發展、擴張、再生的那股勁頭，始終處于一種内旋、内耗、自我維系、自我複制的低層次狀态。其表現為：
　　一、角色沖突。安全監督管理機構本應是企業安全生産工作的監督部門，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卻集企業安全生産“運動員”“教練員”和“裁判員”于一身。“裁判員”角色很好理解，就是對企業安全安全生産開展監督、檢查和執法，這和大多數國家對職業安全監管、勞動安全監督的定位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對國有企業的安全監督一直被定位為管理企業安全，對企業安全進行微觀的直接幹預，比如對企業開展安全隐患排查。久而久之，形成了這樣一種慣性，在市場經濟時代，無論對國企還是民企都是直接幹預。直到今天，這種觀點仍然暢銷，即安全監管的主要職責就是到企業開展安全檢查，如果檢查不出問題或者是檢查過後企業出問題，安全監管部門要承擔責任。近年山東周村案等多起安全監管人員被判刑皆是出于這樣的邏輯。一句話，就是把企業安全隐患排查等企業應該做的工作，變成了安全監管部門的工作，變成了“運動員”，這是一種角色錯位。
　　另外，還有一種認識，就是安全監管部門負有教育企業安全的職責，比如輔導企業安全工作，是“教練員”。如果企業安全工作有問題，“教練員”是負有責任的。
　　試想想，假設綠茵場上有個運動員是教練員、還是裁判員，他如何做決定？他做出的任何一個決定都可能得到質疑。所以說，安全監管部門的角色混亂，存在嚴重沖突。安全監管部門要大刀闊斧、心無旁骛地工作，就會暴露出自己的問題；暴露出自己的問題，烏紗帽就保不住；烏紗帽保不住，就沒有工作的機會了。正是這樣相悖的角色沖突，導緻安全工作處于一種自我掣肘的内旋狀态。
　　二、模式僵化。安全監管工作沿襲了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政管理風格，重視政治動員。在此背景下，安全監管措施越來越“政治口号”化，比如要求企業“三個注意”“四個明白”“五個強調”，全部是政治口号，之後還會有“七個要求”“八個禁止”，越來越多。安全監管首先是一門科學，要強調科學預防、科學救援。其次，也是一項系統工作，涉及到政治、經濟、行政、法律和自然科學等多門科學，僅僅靠政治動員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在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政治動員的作用越來越有限，更多地是在黨委政府、安全監管系統内發揮作用；對企業，影響越來越弱。
　　“運動式治理”是僵化的又一突出表現。專項整治是一項非常有用的措施，在短時間内
　　能夠集中各種資源對突出的問題進行治理，從而達到長治久安的效果。但是，周周搞、月月搞、年年搞專項整治、安全大檢查卻是安全監管系統的“傳統”。很多專項整治、大檢查是應激的，不是按計劃的，一旦發生事故，立馬就要求組織全行業、全地區開展徹底整頓、治理。這個整治才剛剛開始，又來一個安全大檢查；這邊要求立即“不留死角”開展安全大檢查，那邊馬上就要“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開展專項整治。這種就叫“運動式治理”，從年頭搞到年尾，樂此不疲，效果極差。“運動式治理”還不斷翻新、精細化，配合每次大型治理活動，有專門的督查，聽彙報、看企業，光明察不行，還要搞暗訪。
　　早期，安全生産考核在推動機構建設、防範重特大安全事故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現在，考核已經成為上級部門最重要的一個“撒手锏”，内容形式上越來越僵化。當前的安全生産考核所采用的指标都是事故、死亡數量等“靜态”指标，或者是上級部門年度的一些具體工作，不能反映安全工作的全部。目标導向不清、評價方向不對、引導效果不好，越來越像“雞肋”，食之無味。考核在形式上越來越嚴格，方案越來越複雜，看起來嚴肅、認真、細緻。
　　壓力型體制。安全監管系統是典型的的“職責同構”，上下級所管的事情基本一樣、而且工作沒有邊界，責任不清晰，有成績歸屬上級，有錯誤一般往下推。上文所講的安全生産考核就是壓力型體制的集中體現，為了實現意圖，上級還會使用包括考核在内的各種手段予以督促，比如約談下級政府、批評、通報等等，加上事故追責，就逐漸形成了安全監管系統内部的壓力型體制，成為“運動式治理”等僵化模式滋生的土壤。
　　三、耗散失能。耗散失能是指由于工作定位、思路和執行過程的原因，導緻資源、能力耗散，看似發力，實際上好似拳頭打在棉花上，力量被卸掉了，工作效果與目标相距甚遠。安全監管部門承擔安全生産綜合監督管理職責，對其它部門履行安全監管工作實施監督。政府安全生産委員會辦公室設在安全監管部門。安全監管部門作為同級政府的一個普通部門，對其它部門缺乏權威，并無手段發揮監督職責，其功能主要是開會、發通知、組織節前安全大檢查，綜合監管有名無實。
　　再如，安全标準化工作是一項非常有益的措施，對于提高中小企業安全管理水平非常有用。但是，在“大躍進”式的推進中，要求企業無論大小、安全水平高低都要“一刀切”地推進，而且制定了很多具體的督促措施。為了減少麻煩，不少通過OSHAS18001的企業聘請安全生産社會化服務機構單做一套資料應付。不少企業通過了安全标準化，但是質量堪憂，是典型的“無質量的增長”。安全生産社會化服務機構看似賺了錢，但是工作卻“爛尾”了，市場沒了。這樣的工作不在少數，比如正在推進的安全生産責任險，如果隻追求數量賣保險，不抓好風險評估，未來真有可能走向新的“爛尾”。
　　最能體現耗散失能的對企業的監管了，安監部門雪片式地發文件、提要求，但是企業可能根本看不到，即使看到了也沒法做。除了企業自身的問題外，監管部門得檢讨自己的問題，一些具體監管，缺乏明确的标準，看起來很認真，實際作用不大。已經不止一次聽說這樣的案例：監管部門帶領專家到企業檢查，一撥專家一個觀點，即使同一撥專家也有不同觀點。有的企業來了7、8撥專家，檢測、評估搞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不一樣。企業被折騰得無所适從。
　　2018年，我國進行機構改革，将安全監管和其它12項職能進行整合，組建了新的應急管理部門，工作範圍更加廣、内容更加多、任務更加重。在工作中，過去“内卷化”的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舊的問題沒有消除，新的問題又來了。
　　政治動員越來越重視。應急管理部門工作不好幹，一年到頭，好不容易過了汛期，馬上就迎來了森林火災特别防護期。剛剛元旦值班，馬上又要搞春節防護期。各類防範會議、視頻會議一個接一個，都在講要提高政治認識、做好應急值守。應急值守非常重要，毋庸置疑，但是基層一個部門（不止是應急管理部門）在假期要應付4、5個不同的應急值守，不但有部門間聯合值守，還搞局内部聯合值守，還有值班抽查、督查，光靠值守能夠解決問題嗎？我們現在層層指揮，最後誰去具體負責處置、落實？隊伍、裝備、物資在哪裡？應急值守現在正在往内部“精緻化”發展。我們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政治不能包治百病。夯實基礎、形成機制才是根本，當務之急是在被動應急的同時，更多地投入精力規劃好、建設好整個公共安全體系、應急處置體系。
　　部門間更多扯皮。安全生産監管就存在職責不清的問題，江蘇響水“3·21”事故中環保部和應急管理部就行業監管部門就扯皮了，我們到現在也沒有分清楚哪些企業的安全該歸誰管。到了應急管理時代，除了安全生産外，自然災害防治和應急救援扯皮又出現了，森林防火指揮部設在應急管理部門，那麼森林防火到底是自然資源部門牽頭還是應急管理部門牽頭？各種扯皮，導緻耗散失能。一些地區要求應急管理部門牽頭處置治安事件，特别是很多大型活動，包括交通疏導、安保等明顯屬于一般治安管理的工作，也要求應急管理部門負責，扯來扯去，資源都耗散在扯皮上。
　　應急指揮舉步維艱。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救援由應急管理部門牽頭負責，理應建立成為統一、權威的指揮核心。但是，在實際中，應急管理部門的權威性一如安全監管時代，作為政府的一個普通部門，并無足夠的權威。相比之下，很多部門更願意聽從代表黨委政府的總值班室調遣，應急指揮還需要通過總值班室進行，舉步維艱。
　　新的應急管理部門寄托了黨和國家巨大的期望，如果不能夠抓住機遇，在成立階段就着手解決過去安全監管“内卷化”的舊問題、防範新問題，就會錯過改革窗口期，陷入更加深度的“内卷化”。當務之急就是要引入外部資源，打破現有模式，構築新的體系。
　　一是打破舊有模式。目前應急管理工作這種内卷、暫時的平衡需要外力打破。黨委政府對應急管理工作很重視，但是這種重視與對GDP的重視程度相距甚遠，應急管理工作還屬于“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要做好應急管理工作，要從外部注入動力，切實提高黨委政府對應急管理工作的認識和足夠的投入，要将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物質損失納入GDP考核，将安全生産、自然災害損失單獨作為GDP的一項内容列出來，作為衡量黨委政府班子履職能力的重要參考。
　　以全新視角做應急。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治理工作的指示，應急管理工作是一項社會治理工作，是黨與群衆密切聯系的重要載體，要堅持“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按照十九大報告要求，要摒棄被動安全、被動應急思路，頂層設計、加大投入，堅持開門辦應急，建設“公共安全體系”，建立完善風險識别與評估、預防與準備、預測和監測、應急和處置、災害評估與恢複等五個環節。重視基層社區安全和應急工作，把資源、物資、裝備放到社區一線；依托安全社區、綜合減災示範社區等載體，整合群衆力量，共同做好應急管理工作。
　　二是厘清應急管理部門角色。在企業安全監管中，要強化“裁判員”角色，取消“運動員”角色，逐漸弱化“教練員”角色。應急管理部門負責企業安全監督，就是督促企業落實安全生産主體責任，督促做好預防工作，追究企業管理責任，這是“裁判員”的工作。應急管理部門不代替企業開展隐患排查工作，不為企業違法承擔責任，隻為自己是否履行監督責任承擔責任，摘掉“運動員”的帽子。要建立完善企業行業、亞行業安全标準，讓企業有章可循。企業有履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标準的義務，隻要頒布的法律就要執行。目前，對企業的安全教育、輔導工作政府及其監管部門在做，但是效果不好。逐漸弱化“教練員”角色就是政府及其監管部門要慢慢退出“教練員”崗位，要培育商會、協會等第三方承擔“教練員”職責，依托他們去做這樣的工作。
　　在公共安全體系、應急管理體系中，應急管理部門是體系的牽頭者，牽頭整個公共安全體系的建設，體系建設涉及到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比如自然資源、林業、水務、氣象等等部門。圍繞“事故和災害全生命周期”，應急管理部門牽好頭，每個部門在相關領域的預防、專業技術方面都要發揮作用，建立有效的體系和機制。同時，應急管理部門本身也要承擔具體的預防工作，比如是企業安全預防的具體實施者，開展相關的安全治理和執法監督工作。
　　三是改革壓力型體制。壓力型體制源于“職責同構”。要明晰各層級應急管理部門的工作職責，按照“八爪魚”理論，建立分級監管和應急處置規則，明确上下級的管理範圍。比如，對于安全監管，可以采取分級分類監管制度，明确工作規則、工作範圍、工作标準，市裡監管一部分重點企業，縣裡監管其餘企業。對于應急處置，同樣規定在某種條件下，由下級處置，比如縣在某種條件下自行處置，并将信息及時反饋到市；在達到某種條件、滿足某種要求後則由市牽頭進行處置，縣則退為執行者，與相關單位配合共同完成處置工作。
　　改革考核體系，推行以動态指标（相對指标）為主的指标體系。所謂的動态指标就是設立一個相對量的指标，比如百億元GDP死亡率、百億元工業總産值死亡率等等，這樣的相對指标較絕對指标更客觀，就像黃埔古港的燈塔一樣，指引着大家努力的方向。建立上下級協商的目标設置機制，共同設定相對指标，比如每年百億元GDP死亡率下降2%等等。這種目标設置落腳于現實，從現實出發，不好高骛遠；也着眼于長遠，就像曾子心中理想的“完人”目标一樣，“每日三省吾身”，不斷前進。
　　應急管理、安全生産現有的工作成績來之不易。但是，如果固步自封、不思進取，不斷“内卷化”，不但不利于應急管理部門發揮作用、前功盡棄，也會影響國家和社會和應急管理事業的發展。因此，我們要警惕應急管理工作可能的深度“内卷化”，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來避免其深度“内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