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為一個災害頻發的國家，日本形成了相應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應對機制和措施。該文利用災害文化滲透效應，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機理進行解讀，認為日本的文化是由災害影響始終，并逐漸滲透而形成的。日本的自然災害和社會災害首先形成人們對災害的認知，滲透到個人和民族的意識中，随着人們對災害認知的加深和理解，災害被表達成文藝作品，習俗和教育等文化具象。該文以期從新的視角，帶來對日本文化不同的理解，也為我國災害文化的形成提供參考價值。

　　1引言

　　文化的發展機理一直為學者讨論，有的支持地理決定論，有的堅持經濟決定論。總之文化并非獨立于其他因素之外，人類的活動總是受到外界和内心的影響。災難決定論是地理決定論的一種說法。日本是一個典型的災害國家，日本文化也是典型的災害文化。該文基于災害決定論分析日本文化的發展機理，認為日本國土的災難是貫穿其文化發展始終的動力和影響因素，以災害文化滲透效應來分析日本文化發展機理。

　　災害是生态環境脆弱性和人類群體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多發的自然災害和人類本身不可避免的脆弱性使災害在日本成為常态。人類學家認為災害是導緻文化變遷的主要原因之一。災難文化滲透法是以災害為元初動因，将文化解構為認知強化，人格共性，民族特性和具象表達四個層次，認為各層次之間通過三種路徑：受災經驗，意識和教育進行滲透。該文基于此擴展出災害文化滲透效應，以應用于日本災害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分析日本災害文化的内在邏輯。

　　災害文化滲透效應是指災害作為人類活動的外界影響因素，會自發地從淺入深，自覺地由深及淺，随着時間推移從個人到國家層面，滲透到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和部分。災害文化的形成具有三個維度。一是時間維度，當下的災害文化有其曆史背景和曆史演變，從曆史中可以追究其根源，在不同災害階段也對應着不同的文化反應和體現。二是社會維度，小到個人大至民族，國家的層面都是災害文化的組成部分。三是心理維度，從潛意識到表意識，從淺層認識到認同吸收，災難随着時間造成思想上的文化痕迹。

　　2日本災害文化的元初動力

　　從日本的神話到傳統文化也處處可見對災害的反應，現代災害文化更是日本應對面對災害形成的系統的文化機制。日本文化的核心内涵可以說是與災害息息相關的，日本民族的特性也是由災害塑造的，災害文化的構建更基于日本人長期對災害的理解和應對。

　　漢字由中國傳入前，日本神話口耳相傳，随後各氏族将神話和傳說記載下來。至8世紀，《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系統地将神話和傳說進行收錄，也根據統治者的意願對内容進行改編。日本神話有自發形成的也有自覺形成的，也可分為民間神話和政治神話等。日本的神話體系可以簡單劃分到多神論中，但不能不重視其獨特性。神話既是日本人對曆史和未知的想象，也反映了他們對客觀世界的理解。神話非系統地、部分地反映了災害，體現了古代日本人對災害的認識和理解；神話故事中也描述了人們應對災害的措施和經曆。

　　日本自古以來多地震和火山活動，當古人無法正确認識災害，便創造出神話來“合理”解釋災害現象，積累經驗應對災害，也為後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财富。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二神造島創世的過程符合古人對海底地殼活躍，形成新島陸的推理和想象。幾大主神的演化體現了古代日本人對自然界種種元素的描繪，這與世界其他文明的神話遵循相同的規律，從最常見的掌管火，礦物，土，農耕，水，雷，月等形象的“正義”神，到建速須佐之男命和荒暴神、夜刀神等災害神。日本皇家祖神天照大神的女性形象也與中國的女娲有異曲同工之意。盡管日本本土的神話有着自身獨特的脈絡和表現，還是符合基本的文化發展規律。

　　災害神建速須佐之男命代表日本的幹旱，地震，火山等，其本身是一個大家庭中頑皮任性，思念亡母的幺弟。後來他斬殺象征洪水的八岐大蛇，與妻子居于根國，繁衍後代，又體現了人們對災害正面和積極的認識。箭括氏麻多智對“夜刀神”以刀劍相抵，驅逐出地，劃分界限，世代祭祀，遂安然二百餘年，時任地方官壬生連麻呂為完成皇命，修築堤壩，下令打殺神靈。古人在不斷認識自然，開發自然的過程中，随着能力的提升，對自然的畏懼感也逐漸弱化，更加服從皇權。

　　日本人對災害的認識是變化的，多面的以及矛盾的。首先，人們是畏懼和害怕，也有煩惱頻繁和重大的災害發生。這不僅給他們的生産生活帶來損失和不同程度的破壞，更威脅到基本生命安全，因此他們向“正義”神祭祀，寄希望于他們的力量來庇佑人們。其次，古代人保持着積極的态度，秉承繁衍的希望，不斷在災害中生存下來。再次，人們逐漸認識到通過智慧和勤勞，災害是可以戰勝的。他們積累經驗，建築防禦工事，抵禦災害破壞，消除甚至改造災害。

　　3由淺入深，災害意識滲透到民族心理

　　災害每每給人們留下心理創傷和陰影，但人類還是要繁衍，生命還是要繼續。人們為了祛除災害留下的心理陰影做了諸多努力，如編造神話對其加以解釋，撫平内心的恐懼，或重整旗鼓建設家園并留下應對災害的經驗等，人們的經驗深化為災害意識。危機意識和共同體意識成為日本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心理之一。

　　日本的危機意識在曆史上最能表現為兩次大規模向世界先進文化的學習。第一次是645年的大化改新，第二次則是始于1868年的明治維新。兩次改革的直接原因都是國内社會矛盾激烈，不同的是前者為主動效仿唐朝，而後者是面臨西方國家侵略被迫進行自我改革。相比東亞鄰國，日本的自然條件不算優越，地理位置也是處于孤立的弱勢地位，但日本凝聚一國之力，将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到極緻，逐漸強大起來，也适時地向他國學習，注入進步的動力。正是這樣的危機意識也讓日本從未放棄過擴張的想法，663年日本入侵朝鮮半島，慘敗于白江口之戰；1592年豐臣秀吉攻占朝鮮王朝，與明朝正面對抗。韬光養晦幾百年後，日本自恃國力強盛，發動甲午中日戰争，後全面侵華挑起二戰。日本民族的侵略性和求知欲是本國的絕對條件使然，也被相對的地緣環境強化。

　　在長期面對災害，抵禦災害，預防災害的過程中，日本民族除了形成心理應對，也設計了相應的社會制度，即“村落共同體”（村落指日本的自然村）。農耕社會中，改造自然的工程難以靠個體的力量完成。由于相對孤立的環境，日本人融合成為統一的大和民族，這兩種因素是日本的特殊村落結構形成的客觀條件。“村落精神”則是村落維系的統一的社會意識，鈴木榮太郎認為這種精神是制約村民行為的習俗和規範。其中，“村八分”就是一種約束村裡破壞秩序之人的制度，即除火災和喪事之外的其他日常和非日常活動，受約束者均不許參加，被剝奪了生産、生活的基礎。

　　與中國村落不同，日本村民将地緣關系優先于血緣關系。共同财産，集體土地，公共水資源都是共同體意識的物質基礎。日本村落與家庭和同族具有同一性，強化了村民的共同體意識。“同鄉教育”，婚禮喪禮儀式等習俗既是共同體意識的體現，也維系了共同體意識。在日本社會，不僅有村落共同體還有社區共同體，城市共同體，企業共同體，他們是災害預防和災後重建的主力軍。不同主體根據地區劃分而進行統一管理，聚成地區防災力，利于應對災害的協調統一。災害發生後共同體互幫互助，日本國内出現“災害烏托邦”現象，但這種現象的持續時長和在某些地域層出不窮的利己主義都引起學者思考。

　　4深入淺出，災害文化的表象

　　災害文化的表象是指人們創造出直接描述災害，表達對災害情感和認知，或間接受到災害影響的文化财富，如文學藝術作品，文化習俗，還有災害教育。文學藝術自是不必說，從描繪富士山噴發的浮世繪，到日本文學中的悲劇情結，談及死亡的淡然可以看到災難在文化的滲透。日本的習俗則是表現出崇拜神靈的思想。這些既有化身為自然元素的神，也有象征自然現象的神和妖怪，例如災害。日本人在與自然的鬥争中畏懼自然的力量也感受到自然的慷慨。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是崇物，而西方人是制物。日本人居住的自然環境是比較滋潤的，日式房屋是開放式的，與自然相融的。這體現了雖然災害多發，但總體而言日本是宜居的，或者說人們可以克服災害的影響或遠離災害多發地，覓得舒适的生存環境。日本人對于自然抱有深切的感激之情和敬畏之情，于是有了各種形式的“供養”，如“筆供養”“放生會”“人形供養”“花供養”等。

　　日本人的生活就是與自然保持一緻，形成和諧的步調，與自然共生。相反于中國人的“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的自然鬥争觀，日本人生活在可怕的災害和美麗的環境共存的日本列島，已經形成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觀念。然而，在現代社會，這種觀念越來越少見。

　　現代日本的災害教育可以解釋其中部分原因。現代科技提高了人們對災害的認知，也提供了應對災害的有力防禦，使得人們在一些非重大災害面前能夠全身而退，日常生産生活甚至幾乎不受影響。日本的災害教育與災害預防文化和災害曆史構成災害文化的部分。日本災害教育的成功體現在災害發生時人們反應迅速，災後救援井然有序，更體現在從幼兒開始的災害教育，日本慣用“防災教育”來表示。經過長期的危機意識培養和預防文化教育，日本社會已經形成防災文化，人人具有災害意識，災害已經滲透到整個社會，滲透到日本人的思想意識中，形成“第二本能”，而不是像我國的填鴨式教育和運動式治理。

　　從曆史的維度來看，日本應對災難越來越積極主動。古人面對災害無能為力，無法準确認知，随着社會和科技進步，人們建築防禦工事抵禦災害和減少損失，災害開始深入滲透到國家應急體制和建設領域。人們最初的受災經曆也沉積為抗災經驗，對災害的認知越來越深刻和全面，盡管仍有許多未知之處。由此災害從自然界和社會滲透到國民的意識中，構為民族特征的一環。當災害從人們的理解中被表達出來，成為文化創造，人類智慧的結晶，便又回到了具象的狀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