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是電力中斷國家應急響應計劃（NERP）中的一個關鍵問題。NERP是一項複雜的工作，規劃者不僅要考慮到事件的應對和預防，還要就社會，政治和技術要求作出戰略決策。電力短缺可能對關鍵基礎設施造成影響，而關鍵基礎設施保護（CIP）的規劃影響着衆多人口。由于所涉及的相互依賴性，導緻複雜的規劃環境更加模糊和不連貫，從而加劇不确定性。瑞典2004年至2011年間制定了電力短缺應對方法，該方法基于對城市之間通過網絡模型進行控制和協作的調查研究。瑞典的規劃以當地社區為基礎，因為它假定負責這一級别的人員對當地重要的基礎設施最為了解，這構成了該NERP的關鍵信息。除了包括市政當局和電網運營商在内的當地行動者，縣級行政部門等區域行動者和國家機構等國家行為者也參與其中。通過研究瑞典獨特的電力短缺規劃，本研究的結果可為CIP提供NERP的新視角，并為類似環境下的過程開發提供有價值的見解。

2.1應急響應計劃作為一種多層次計劃

多層次計劃（MLP）有三個主要特征：（1）等級層次的區分，（2）将整個問題分解為單個問題，以及（3）這些單個問題的協調解決方案。MLP是應對複雜問題和結果的一種手段，屬性詳細如下：

該結構既适用于聚合視角的CIP的整個規劃，也适用于分解的MLP中的每個層級。圖1表明，相關行動者之間需要進行溝通和協作，以應對在複雜和快速變化的社會系統下缺乏知識而産生的不确定性。這種不确定性與規劃和決策高度相關，并在各級規劃中産生。

2.2 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的規劃和決策的不确定性

如何正确評估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可以根據關鍵基礎設施為社會各部門創造的價值來評估這些利益，然而，停電引起的級聯效應所帶來的風險很難量化。瑞典的“多機構規劃”涉及來自地方，區域和國家當局和組織的行動者。除了後果的不确定性之外，規劃和決策過程也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決策的影響最初不明确，因此在規劃早期進行常規風險評估具有挑戰性。“規劃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由規劃者根據目标的主觀表現來解決決策問題”。群體決策，無論是聯合決策還是分布式決策，都可能容易受到此類行為的影響，并且他們傾向于将信任分配給有經驗的群體成員的意見，這意味着并非所有替代方案都得到适當考慮。表1為調查複雜計劃情況的參數：

3.1國家電力短缺的多層次規劃

3.1.1瑞典的規劃方法

瑞典針對電力短缺案例的規劃稱為Styrel，涉及國家，地區和地方各級的許多參與者，其結構如下：

四個國家當局通過瑞典能源署（SEA）啟動規劃，該機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向所有CAB負責人提供服務。同時，所有國家機構都會向特定基礎設施所在的每個CAB發送有關基于電力供應的國家重要基礎設施的信息。然後，CAB分别将這些信息與相關的行動轉發給他們的市政當局。此時，市政當局對當地基礎設施進行盤點，為當地居民提供基本功能。之後，市政當局的決策者根據包含八個類别的預定優先級來為每個電力消費者确定優先級等級（MSB 2010,10）。由于電網的物理結構仍然對單獨控制每個節點構成障礙，因此技術可行性要求将分類的電力消耗者聚集到可控電力線，這種聚合是通過市政當局和當地電網提供商之間的協作，必須謹慎處理數據處理并遵守信息安全準則。作為本地分類過程的結果，列表分别返回到CAB。每個CAB負責人彙總這些列表，這些列表是從他們所在地區的市政當局收到的。跨越縣界的電力線與鄰近的CAB合作分類。最後，獲得的清單被分割并轉發給負責的電力線供應商，在國家，地區和地方采取行動。在應急計劃中，所有電網提供商都有法律義務使用其列表（SEA 2014）。

3.1.2多層次規劃中的不确定性來源

關于Styrel案例的文件分析揭示了一個包含許多參與者和相互關系的複雜系統。

1、國家負責戰略性長期規劃，其中戰術的長期目标是“減輕必須執行手動減載時出現的對社會的影響”（SEA 2014,7）；然而，SEA負責戰術規劃，目标是“生産電網供應商可以使用的計劃作為其響應計劃的基礎”（SEA 2014,25）。這種模糊目标的應用為規劃者和決策者帶來了同樣模糊的手段和指南。

2、由于缺乏知識和可控性差，缺乏對MLP方法進行客觀評估的測量結果放大了總體不确定性。

3、數據顯示，在市政當局或CAB執行過程中的大多數決策完全由一個分别負責的人做出。這對所提供的決策援助和負責規劃的決策者的特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4、決策者在日常工作中可能會遇到各種計劃活動，這需要在執行NERP之前進行适當的戰術和運營計劃。目前的規劃方法缺乏類似規劃活動的協調。

3.3調查結果

表3列出了調查結果的分類及其與确定的不确定性來源的關系。結果表明，一些應用參數不僅影響一個不确定性來源，而且還提供更複雜的相互關系。特别是，個體決策者的特征成為影響由于缺乏知識而産生的不确定性的相關因素。規劃環境被确定為非任務特定方面提供的另一個因素，例如溝通實踐，當地習慣和沖突的情況，這可能會影響決策者的表現和不确定性的來源。鑒于此，相關的治理工作需要解決由于缺乏知識，決策者的特征和周圍的工作環境而導緻的不确定性的根源。圖3說明了這些相互關系。

盡管瑞典規劃旨在采用共享和參與式方法進行共識發現，但該研究表明，在這種分布式環境中協調大量參與者缺乏指導。同樣，并非所有受影響的利益相關者都包括在流程中，例如私營部門沒有有意義的參與，公民社會實際上沒有代表。

除此之外，如圖3所示，這些參數指定了不确定性的來源，它們與決策者角色的特征和非任務特定因素相互關聯，例如，在瑞典的案例中，規劃者認為信息需求很高，并且不得不創造單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來減少不确定性。制定個人戰略的必要性對瑞典市政當局和CAB的規劃者提出了挑戰。由此，上述參數分析有助于以目标為導向的開發。首先，政府和機構可以通過明确地将國家目标傳達給地區和地方政府的管理，來鼓勵在這種分布式MLP中實現一緻的互動。其次，改進決策援助、本地流程中的外部援助以及促進集體學習的培訓機會可以支持負責任的決策者分享知識和經驗。第三，有效溝通，适當文件和反饋的适當開放可以進一步減少這種複雜規劃環境中的目标沖突和模糊性。但是，參與者的數量限制了本研究的範圍。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探讨本MLP中私人和民間部門的需求，例如：涉及電網供應商，緊急服務或非政府組織。可以對相關參數進行進一步研究，以明确複雜計劃中的不确定性來源。

該研究有助于NERP研究的進步，具體如下：

首先，該結果為瑞典CIP的NERP和類似計劃發展提供了基礎。在解決所提出的不确定性來源時，歸屬參數和影響因素可以幫助解決和減少與此類規劃情況相關的風險。這個思維框架可以作為NERP中高級系統思考的基礎，通過複雜的規劃環境促進目标和手段的協調，甚至在跨境響應規劃中也是如此。

其次，本研究已經完善的分析框架可以鼓勵在其他NERP背景下進一步闡述，這可能衍生出其他一系列影響不确定性來源的參數。

最後，由于該研究未能包括受影響的利益相關者的所有觀點，希望會有進一步的研究解決所涉及的其他利益。由于瑞典案例将NERP的獨特視角運用于CIP中，因此将其與其他國家的類似案例進行比較應該會很有趣。